[摘 要]作為一個學者，胡適的思想理路不僅體現(xiàn)在他的學術著作中，同時，更多地體現(xiàn)在他大量的報章文字和報刊編輯實踐中，編輯報刊成為他與現(xiàn)代中國命運緊密相連的特殊方式，他以啟蒙立場關注社會現(xiàn)實，以自由主義的理念構建公共論壇，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發(fā)表見解。

　　　
　　張灝先生在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進行研究時，將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約25年的時間稱為“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tǒng)過渡到現(xiàn)代、承先啟后的關鍵時代”。這一時期，新的知識分子通過創(chuàng)辦報刊、在學校教書以及自由結社，發(fā)揮著極大的影響力[1]。從這一視角來考察胡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他的學者身份之外，還有一個編輯身份，他以學者身份介入社會，投身思想啟蒙事業(yè)，正是通過報刊這一媒介實現(xiàn)的。他的思想理路不僅體現(xiàn)在他的學術著作中，同時，更多地體現(xiàn)在他大量的報章文字和報刊編輯實踐中。

　　早在中國公學求學期間，胡適就曾主編過一份白話的《競業(yè)旬報》，之后又主編或參與編輯《新青年》、《每周評論》、《國學季刊》、《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等具有重要影響甚至轉移一時風氣的報刊。可以說，他幾乎一輩子都在與報刊打交道。在他晚年親自擬定的口述自傳大綱中，有好幾章都以他所創(chuàng)辦的刊物為題，可見他對自己編輯生涯的重視。

一、以啟蒙立場關注社會現(xiàn)實
    1922年，張元濟、王云五、高夢旦等好友為胡適規(guī)劃遠景：專心著書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他們認為胡適太平和了，不配辦報。而胡適偏偏選擇了“下策”——以教授身份辦報刊。

　　胡適主編的報刊大都壽命不長，《努力周報》的生命只有1年多，而最長的《獨立評論》也只不過維持了5年多。但由他在報刊上發(fā)起的諸多討論，卻能串起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發(fā)展的重要線索。如《新青年》提倡的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每周評論》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努力周報》的“科玄論戰(zhàn)”，《新月》的“人權與約法”討論以及《獨立評論》的“本位文化”、“全盤西化”之爭、“民主與獨裁”之辯。胡適在這些關乎思想革新、社會健全、政治清明的重要論戰(zhàn)中，始終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心志，繼續(xù)著思想啟蒙的事業(y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刊的誕生總是對應著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如《努力周報》誕生于軍閥混戰(zhàn)時期，《新月》問世于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期，《獨立評論》創(chuàng)辦于“九·一八”事變后空前的民族災難降臨之際。編輯報刊和為報刊寫評論成為胡適與現(xiàn)代中國命運緊密相連的特殊方式。

　　胡適不止一次在他的演講中指出，“在變態(tài)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智識階級的肩膊上”[2]。以學者身份辦報刊，胡適的出發(fā)點或許正是要在這“變態(tài)的社會”和“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的情形下，以專家的見解和學者的良知，批評時政，啟蒙大眾。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不久，俞平伯建議胡適在北平辦一“單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標方面，如何息心靜氣，忍辱負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強，開發(fā)民智。精詳之規(guī)劃，以強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淺顯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學人，下逮民眾，均人手一編，庶家喻戶曉。換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須續(xù)出也”[3]
。
　　《獨立評論》某種程度上正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胡適晚年曾這樣回憶當時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的情形：“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4]

　　國難臨頭，作為《獨立評論》的主編，胡適希望知識分子能通過批評與反思來關注社會現(xiàn)實。自1932年5月22日創(chuàng)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獨立評論》共出244期，這期間除了“編輯后記”外，胡適撰寫政論123篇，為該刊發(fā)表文章總數(shù)(1
309篇)的10%左右。除了專制與獨裁、實行憲政等重大問題的討論外，面對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對“日本人問題”的研究一時也成為胡適最關切的問題。另外《獨立評論》還刊載了大量的農村破產、民生凋敝的報道與各種醫(yī)治原則、手段的論述。對此，毛子水曾這樣評價：“這些文字，實在都是一代的讜論。我們念這些文字，不僅是佩服先生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種‘愿天下之安寧’的襟懷”[5]。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從啟蒙和傳播的效果看，胡適編輯的一系列報刊正符合俞平伯所提出的“深沉之思想，以淺顯之文字行之”的建議。從“文學革命”開始，胡適自始至終就提倡表達得“明白清楚”，陶希圣甚至認為，“適之先生的思想與寫作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問題搞清楚，把事實弄清楚，把話說清楚，這就是他的思想與寫作的態(tài)度和精神。他是平實溫和的人，但是他對待一個重大事件，立場堅定，態(tài)度明白，語意清晰和嚴謹，斷乎沒有一點含糊”[6]。可以說，正是這種“深沉之思想，淺顯之文字”有效地調和了學者與報人之間的身份矛盾。以《獨立評論》為例，其社員和主要撰稿人幾乎都是大學教授或專業(yè)研究人員，并且大多數(shù)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但他們卻能以學者身份研究現(xiàn)實問題，并以純熟平實的文字表達見解，這樣既從各自學術領域的角度分析說理，又把道理說得明白透徹。唐德剛認為胡適是“‘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是“唯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tài)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7]。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改造現(xiàn)代中國的襟懷和抱負，在思想上勇于開風氣之先外，恐怕也不能忽視胡適思想的傳播方式——報刊，以及他的報章文字“明白清楚”、廣為流布的特點。

二、以自由主義的理念構建公共論壇
　　
　　早在主編《競業(yè)旬報》的時候，胡適就強調辦報“要有獨立的精神”。這一編輯理念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他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時期。這份刊物不依附于任何黨派與利益集團，完全是由胡適和他周圍的一群自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公心”而自發(fā)籌辦的，在經濟上保持了絕對的“獨立性”。按丁文江的提議，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為辦刊經費，刊物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另外，刊物也不付給作者稿費，作者發(fā)表文章純粹是出于發(fā)表見解的需要。

　　在創(chuàng)刊號上，胡適強調他們的辦刊宗旨：“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在創(chuàng)刊1周年時，胡適又進一步補充說：“現(xiàn)時中國的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獨立思想，肯獨立說話，敢獨立做事的人。”所謂“獨立”，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成見不能束縛，第二是時髦不能引誘”[8] 。
　　盡管《獨立評論》同人與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卻從未因此為國民黨不得人心的內政外交唱贊歌。如有學者通過研究《獨立評論》發(fā)現(xiàn)：“到30年代，胡適等自由主義者一方面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對國民黨進行了全方位的批評：從其執(zhí)政的效果到其領袖的個人才能，從國民黨員的素質到一黨專政的制度，從三民主義的內容到國民黨的哲學基礎，簡直把國民黨批得一無是處。”[9]雖然他們反對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這樣的解決方案，但對共產黨的政治理想、共產黨人的政治覺悟，卻不乏溢美之詞。
    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胡適所創(chuàng)辦的刊物都在有意識地以自由主義的理念構建一個可以深入討論、發(fā)表見解的公共論壇。在闡述自己心路歷程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胡適希望《努力周報》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占這個周報”。《新月》月刊開辟有“我們的朋友”一欄，專載問題的討論，并表示“如果我們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們并不是完全的孤單，那我們當然是極愿意加緊一步向著爭自由與自由的大道上走去”。《獨立評論》創(chuàng)刊時即表示“我們現(xiàn)在發(fā)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jù)事實的批評和討論”。創(chuàng)刊1周年時又強調“我們自始就希望它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8]。

　　1922 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2期刊登了胡適等16名學者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文后“附白”：“一切贊成與反對的言論，我們都很歡迎，請寄到努力周報社，或寄給提議的人。”第4期果然是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專刊，除最后一頁是“對于本報的批評”外，其余都是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共刊登來稿15
則，一些來稿后面，還有胡適具名的答復。而這一期“對于本報的批評”欄目，刊出批評來信兩則，并附胡適的回復。這兩封來信對最初兩期《努力周報》的辦報方針、內容都提出了批評，認為“無充分的精力”、“偏重空泛的學理”，甚至指出胡適自己的一篇文章《跋“紅樓夢考證”》是浪費篇幅。1935年8月11日的《獨立評論》編后記中，胡適特別記著：“鄭昕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講師。他在這篇《開明運動》里，很慈祥的鼓勵我，也很嚴厲的責備我。我謝謝他的好意。”讀者能夠爽直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而編者也認真予以答復，這不但可以見出胡適的心胸，而且還表明，作為一個編者，胡適努力以這樣的方式讓讀者參與報刊的言論，共同構建自由討論、平等對話的公共論壇。

三、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發(fā)表見解
    為祝賀《大公報》1931年發(fā)行一萬期，胡適撰寫紀念文章《后生可畏》，將《大公報》之所以成為“中國最好的報紙”，總結為該報“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

　　可以說，“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也一直是胡適以學者身份辦報刊的宗旨。1923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締新思想”，胡適正生病住院，有人因此懷疑胡適“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胡適特地撰文聲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趨附時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jiān)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干的!”[10]

　　在為《平論》撰寫的發(fā)刊辭《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中，可看出胡適對做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看重：“我們深信，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們辦這個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負責任的人對社會國家的問題說負責任的話”[11] 。
　　《獨立評論》創(chuàng)刊時，胡適在《引言》中希望“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在有人贊揚《獨立評論》“不唱高調”時，胡適表示：調子沒有什么高低可說，可說的只是“說的話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說話的人是不是愿意對于他的主張負道德上的責任”[12] ?
　　1933年，因一位讀者來信希望《獨立評論》社同人聯(lián)合宣言“主張堅決的戰(zhàn)爭”，胡適撰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表示“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zhàn)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筆鋒來責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慘酷殘忍的現(xiàn)代武器拼命”。同時，針對董時進發(fā)表在《大公報》上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xiàn)代”來與日本一拼》，胡適提出了“敬慎無所茍”的議政理念。他認為“凡不負責任的高調，都是廢話……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茍’，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

　　晚年的蔣廷黻還提到《獨立評論》的同人與《大公報》的關聯(lián)：“我們之間，除了經常為《獨立評論》撰稿者外，很多人不時為天津《大公報》撰稿。我們與《大公報》間從來沒有默契，更談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實上是共守相同原則的。”[13]從1934年起，《獨立評論》社的社員丁文江、胡適、翁文灝、傅斯年、蔣廷黻、任鴻雋、陳衡哲都先后為《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撰寫了大量文章。而“星期論文”的開篇就是胡適撰寫的《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他共在“星期論文”發(fā)表19篇文章，其中好幾篇又被胡適轉載在《獨立評論》。《獨立評論》停刊后，大部分社員仍然在“星期論文”發(fā)表重要的言論。只是蔣廷黻上述有一點不確，那就是，“星期論文”事實上正是胡適與《大公報》合作的結果。胡適本人曾經回憶：“《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所采用。”[14]《獨立評論》和《大公報》“星期論文”之所以能同聲相和，同氣相求，可以說，正是蔣廷黻所謂的彼此之間“共守相同原則”，而這一“相同原則”也就是胡適所認為的“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

　　作為一個學者，胡適力求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負責任的態(tài)度構建一個公共論壇，改變整個黑暗、暴亂、急躁的社會現(xiàn)狀。然而，《努力周報》談政治“止了望”，《新月》為“人權與約法”惹出了風波，《獨立評論》因揭露“華北自治”的陰謀遭查禁。雖然屢屢遭到當局的粗暴對待，也常常被人誤解，但胡適始終沒有放棄以學者身份對社會發(fā)表言論的努力。胡適曾說：“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三個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15]其實，胡適與他所代表的一系列報刊的公共輿論，又何嘗不是代表著一個時代呢? （ 作者：劉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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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胡 適. 胡適先生到底怎樣?[J]. 努力周報，1923(36).
　　[11]胡 適. 我們要我們的自由[M]∥胡適文集：第1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2]胡 適.《獨立評論》的四周年[J]. 獨立評論，193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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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M].臺灣：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1188.
　　[15]胡 適.胡適書信集：上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22.